光绪九年（1883），王闿运在十一月十八日的《湘绮楼日记》中曰：“稚公来，谈蜀中积库银至四百万，可以远略，甚有请缨之志。”其中“远略”是指川督丁宝桢经营西藏、信而后动的西南边防战略，王闿运对此大加赞赏，并且积极地参与和谋划；“请缨”二字则与来自法国的侵略有关，是当时朝野关注的焦点所在。法国入侵的战略是先占领越南，再以越南为跳板，打通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

一、越南历史概略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在现越南的北部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统治。随着时代的推移，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该地区演变出一些相对独立的割据或政权，该地区有逐渐从中国分立出来的趋势。不过，唐代时还曾在该地区设置安南都护府，治所为现在的河内。直到南宋孝宗时，其国王遣使入贡，诏赐国名安南。安南国领土最大时，包括了现在中国的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还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北部地区。嘉庆七年（1802），安南国王阮福映（1802-1820在位）遣使清朝，请求以“南越”为国名。考之前史，嘉庆帝认为“南越”之名不妥，有将浙江以南的广东、广西地界都包罗在内之意。后将二字颠倒，册封该国为“越南”，双方皆大欢喜。因而“越南”这个国名，也就沿用至今。

嘉庆年间，法国教会势力逐渐地进入越南。道光末年，法国开始派远征军作为先头部队入侵越南。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除伙同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外，还单独以武力进攻越南，并于同治元年（1862）迫使越南与其签订《西贡条约》，割占了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同治六年（1867），法军又攻占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刘永福（1837-1917），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参加天地会起义任旗头，因以黑色旗帜为军旗，号称“黑旗军”，在今广西靖西一带抗击清政府军。刘永福“胆气过人，重信爱士，故所部皆尽死力”，后来战况不利，率三百人出镇南关（今友谊关）退入越南境内，占据中越边境保胜一带，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设卡收税，充保胜防御使。

同治十二年（1873）冬，法军在安邺（1835-1873，法文名：Marie Joseph Francis Garnier ，译名：马利·约瑟夫·弗朗西斯·安邺。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率法国探险队发现由越南红河进入中国南部的通道。1873年11月安邺率军百余人侵河内，12月21日，被刘永福击毙）的指挥下，纠集在越南招募的伪军相继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地。攻至太原省时，其守臣向刘永福求助，并称越王许以功成封爵。为了能在越南合法地生存下去，刘永福归顺了越南政府。他率领黑旗军自保胜南下，翻越宣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击毙法军指挥官安邺，迫使法军退出红河，困守海防。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议和成。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所部被命名为中和团，驻地仍在保胜。

光绪七年（1881），法国议会通过了240万法郎远征北圻的军费案。北圻又称“东京”，即今越南的北部地区，包括河静、义安、宁平、清化、南定、兴安、河内、海阳、北宁、广安、谅山、太原、高平、山西、兴化、宣光等省。十月，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拟筹办法”上奏朝廷。对此，朝廷在十五日的上谕中指出：“越南向隶藩服，为滇粤两省屏蔽。法人据其西贡一带，现复以东京捕盗为名，添置兵船，并欲由红河通商云南，计殊叵测。该国积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则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逼处，后患不可胜言。”（参《清实录》光绪七年辛巳冬十月十五日条）此乃中国方面的反应。

二、聚焦滇越边境

光绪八年（1882）二月，朝廷以四川建昌道唐炯（1829-1909，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同治年间，以援黔军功，迁道员，加按察使衔，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光绪四年，丁宝桢奏派总办黔边盐务。八年，擢云南布政使。法人夺我越南，赴开化防守，滇军悉归节度，军前授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怒之。光绪十年，法人陷太原后，褫职逮问，定谳斩监候。久之，上意解，赦归。十三年，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三十一年，谢病归。三十四年，以乡举重逢，晋太子少保。年八十卒，恤如制。著有《成山庐稿》）补授云南布政使，并命川督丁宝桢“遴选妥员奏委接办”唐炯官运局盐务总办的职务。但所奏准的候补道夏旹（1837-1906，字菽轩。湖南桂阳直隶州人。同治甲子科举人。光绪八年八月，总办滇黔边计盐务。后累官至陕西巡抚）正丁忧，到五月才能起复；虽经咨行湖南巡抚，严催夏旹迅赴四川，至少也要等到八月份才能与唐炯交接。

三月，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Henri L.Rivière，1827—1883，旧译李维业或H.L.里维埃，法国海军将领。1881年任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1883年春，他从河内出击，攻占南定等地。5月初，刘永福黑旗军向法军下战书，19日在河内以西的纸桥大败法军，上校李威利被当场击毙）指挥法军再次进攻北圻，400余人的兵力，仅半日就占领了河内。之后，以交还河内为诱饵，逼迫越南国王允许其进攻刘永福。显然，其真实目的还是要打通红河通往云南之路。当清廷得知“法人图占越南北圻，已于二月中攻破东京。又将城池交还南官，意殊诡谲。恐复用占据南圻故智，修改新约，迫越南以必从。事机甚为紧急”（参见《清实录》光绪八年壬午夏四月十四日条）时，一方面授权李鸿章谋求与法议和，另一方面以固守北圻为主，密令清军以“剿办土匪”的名义进入越南布防，联络刘永福，暗助黑旗军抗法。中法两国在越南北圻开始了直接对峙及战争的布局阶段，这种对峙状态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其原因是清廷再三谕令驻越清军“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参见《清实录》光绪九年癸未夏六月初三日条）。

三月二十四日，朝廷催促云南布政使唐炯“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并将起程日期奏闻”。五月初四日，川督丁宝桢奏明“兹据唐炯禀称，已将经手四川官运盐务清厘，交代清楚，定于五月初七日起程赴任”。又因滇省边防紧要，“唐炯孑身赴任……恐呼应不灵，动形掣肘”，奏准“其酌带旧部两营赴任”（参见《清实录》光绪八年壬午夏五月十九日条）。

唐炯六月二十八日赶到云南省城昆明，七月初一日接篆，二十四日带小队由马白出关，赴越南保胜一带查看边防情形。在马白，“刘永福迎谒于木厂，查其可用，厚抚慰之。永福亦归诚，请以死自効”（唐炯《成山老人自订年谱》）。唐炯在四川时的旧部安定中、左两营，也由记名提督周万顺督带（“奏为记名提督周万顺、留川补用副将刘舜祥，所带安定中、左两营川军来滇防边一年有余，颇属辛苦，惟边地水土不服，多有患……”参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军机处档摺127027#），七月底分日拔队由泸州开行，八月底赶到关外，与两营滇军会合后，奉命守备在蒙自一路的各个隘口。另外，开化、广南二路的各个重要隘口，以开化镇总兵蔡标和记名提督吴永安所督带千名黔军及四营滇军分守，各专责成。此时滇越防军的总兵力约7000多人，包括滇军5200人，黔军2000人，再就是唐炯的四川旧部两营。滇越边界深山丛林中烟瘴颇大，其余各营分驻省城，汰弱留强，养精蓄锐，与边军轮流更换，以期持久不懈。另外，在前方，即越南的保胜一带，还有刘永福的黑旗军约2000人。

三、丁宝桢的威略

对于法国远征北圻的目的，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川督丁宝桢在写给滇藩唐炯信中曰：“承寄示地图及各函件，宝桢详加阅看。法国之蓄谋，实在欲开通北圻，而其欲开通北圻者，实在云南通商。然究竟通商，亦属藉名，仍注重在开办矿厂。此其肺腑隐谋，蓄之非一朝夕矣！且云南之路一通，而越南在其掌握，一定之理。故此时仍以与越南换约为主，而甘让其已得之地，且强越南撤刘永福之兵，其意皆非为越南，实虑将来入滇之后，越南绝其归路！乃越人不知，而甘让出北圻，任彼直达云南，并欲撤去刘永福保胜之兵，以使之来往无忌。是越南之以滇为壑，而专取悦于法，以为自全之谋。其情固可悯，而其心实可诛！惟我此时，万不能以此责之越南。即责之，亦枉费唇舌。似可呈之弗论，而专为自固之计乃可。”

对于当时滇越的边防，他认为：“查保胜一处，为北圻通滇咽喉，且距临安、开化等属均不甚远，为此时计，我军正宜疾出关外，择临、开左右，与保胜相距或百余里或数十里之地扼扎，暗结刘永福为犄角，惟不可明言。明言之，则法人有所措词，而越南亦将借口于我，以媚法人。”

至于具体战术的实施，他继续写道：“此中要法之术，惟在于刘永福。前优之以礼貌，动之以禄位，而最要者在不时稍为接济其军饷。刘永福此时既不能得志于越南，其兵饷之缺乏必然之势。我以此迫其，机而导之，彼必乐为我用。”

接下来，他谈到对战与和的取舍，曰：“然后，审定机宜。倘该国果有取北圻以通滇境之意，则即可上书督抚，力促请战。无论如何，决不可稍形退缩。彼法人悬兵深入，一刘永福不能胜之，而谓我军数千人，且有刘永福为之羽翼，则声势自壮。只要我决计与战，不稍松劲，而法人之气必馁。云南之取威定霸，永不受法人之累者，应以此一举为之奠定！且此事办理甚属便易，机不可失！祈于出关后，将刘永福一行联络，密查其心术、行事可靠否？即定计行之，毋为他人所牵制也，即总署阻之亦为力争为要。”

再者，他还谈到了对滇越边境各少数民族的可依赖的尺度及“抚驭之法”，曰：“至沿边各种夷，抚而用之，亦是要着。但恐该夷犬羊之性，反复无常，难以深恃。然法人入滇通商，意在注重由北圻以达临、开内地，而越过各夷地，似各种夷人抚驭之法，自不可少。若专恃其足以为我之保障，恐不可，必我公其审处之。”

四、法人外交中的谲略

光绪八年十月十七日，法国公使宝海（F. A. Bourée）为越南之事来到天津议和，向李鸿章提出先商谈边界及商务，并要求中国撤兵。十八日，李鸿章派候补道马建忠与宝海初步议定越事草案三条，大略是以驻北圻清军后撤换取法国承认越南主权，声明无侵占之意；再就是以越南的富良江（红河）为界，南北分界保护，允许红河通航，越南开放保胜（今老街）为与云南通商的口岸。显然，这与法国全占越南打通云南的总体战略相悖，但此时法国在北圻的兵力不过数百人，而中越陈兵已在两万以上，此时法国非常担心中方主动开战，这是缓兵待援之策。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复函李鸿章，批准了这一草案，可见朝廷并无战意。至于“取威定霸，永不受法人之累”，只能成为川谷深处沉闷的回音……

在整个议和过程中，宝海“力求中兵退扎以为和好之证”，甚至在二十八日向李鸿章辞行赴沪时，还“声称已接外部回电，饬西贡巡抚转行各带兵官勿得生事”；又与李鸿章约定“目下两军如有启衅，只作地方闹事办理，不与两国相干”。因而李鸿章向朝廷奏称：“西人性情多疑，彼时（鸿章）若不允定各军退扎，法廷正在扰攘之际，该使必难以电信解其疑虑，则更无派员会议之事，越事终无了局，且恐另生枝节。”另外，李鸿章还奏报朝廷：“探报亦称海防法领事言，该国近发新兵至贡，俟驻京公使向中国辩论回信，再行定止，此时北圻夷兵不得妄开衅端等语。是与宝使现议情节相符，谅无我退而彼求进之理。”（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敦促朝廷同意驻北圻清军后撤，此处足见法人运用外交战略之高明。

十一月十一日，李鸿章按照朝廷的旨意在上海与宝海签订了越事备忘录三条：一、中国若从越南撤兵，法国则不侵占越南土地，不贬削越南国王治权；二、开放保胜为商埠；三、在云南、广西界外与红河中间之地划定界限，北归中国保护，南归法国保护。

法国政府当然没有批准这一草约，并于光绪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将其公使宝海撤回。二月，宝海经天津回国时，见到了将于二十一日启程回籍葬母的李鸿章，私下告之：“中国故示欲战之势，此事尚可速了；若一味议和，恐转决裂而后已！”此时看似善意的“指点”，又与最后通牒何异？几乎就在同时，十八日，法国由河内发大小兵船八艘，载兵四百多名，攻打南定省城。十九日下午，法国兵船施放开花大炮，城遂陷。而越南的南定总督武仲平麾下虽有万数千人，却弃城遁去。法人此战得胜，外交战略功不可没。

五、薛福成信札中的史料

光绪九年初夏，薛福成在写给川督丁宝桢的信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史实，摘录如下：

越南之事，前经法使宝海来议分界保护及云南通商等事，中国亦允，令滇粤诸军暂为退舍，俟两国简派大员会议。乃今闻法廷忽变前约，添饷济师，意在全并越南，并将宝使撤回，咎其擅许分界也。推原其故，盖由滇省撤兵太骤，彼窥之中国无用兵之意，故遂决计进取，去冬拙议中早虑及之。然云南地太僻远，消息过迟，运掉不灵，以致如此。固不能尽为滇省当事者咎也。昨曾劼侯（笔者注：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袭父曾国藩一等毅勇侯爵。同治间，出使英、法、俄诸国。光绪初年，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巳订之约，更立新约，索回伊犁等大片国土，有功于朝廷。官至户部左侍郎。卒谥慧敏）电报密称，如朝廷速派知兵大臣督率重兵往张声势，尚可不战而善为议结。否则，越南既灭而滇粤告警，大局将不可收拾等语。宝使过津回国，亦密输情于傅相云：“中国须故示欲战之势，此事尚可速了；若一味欲和，恐转致决裂而后已。”此人有憾于法廷，而与中国实为忠言。目下两国情势，似不出拙议所料……

光绪九年三月十五日，鉴于法兵攻占军事要地南定，滇越边防吃紧，越王一再请援，清廷认为目前越南事机甚为紧迫，必须防务确有把握，方可相机因应。因此，谕令滇桂两省的边军扼要进扎，将防务密筹布置，但还是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在滇越边境，则饬令“唐炯迅速出省，统率防军择要扼守。兵力如有不敷，即著酌量添拨”。四月初九日，法国议会通过了增兵1800名远征越南和550万法郎军费。越南国王也任命刘永福为雄威大将军、三宣提督之职，统兵万余与法人开战。四月十三日，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亲自率兵500名，携大炮五门，进攻黑旗军。刘永福在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设伏，重创法军，击毙上校李威利。

利用上校李威利之死﹐法国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还成立了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六月，越南国王阮福莳（1847-1883在位）病故。七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十六日，进攻顺化海口，十七日，侵入越南的都城顺化。二十三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全面控制了越南的内政外交。

六、尤无妥策的朝廷中枢

至于朝廷的对策，光绪九年八月初六日，当时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曰：“法越事尤无妥策，将就糊笼，言战言和皆无把握。”另从九月初九日的上谕“以目前事势而论，越约已定，诸事已受其挟制。独刘永福一军捍卫北圻，究为彼所顾忌。傥能统率义兵出奇制胜，恢复河内要区，于大局尚可补救”（参见《清实录》光绪九年癸未秋九月初九日条）中可体会到，朝廷对与法国议和还是抱有幻想。直到九月三十日，在上谕中有“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傥竟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等语。如此后法人仍欲逞志于北圻。则我之用兵。固属名正言顺”（参见《清实录》光绪九年癸未秋九月三十日条）一段，可知“傥竟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这是朝廷被迫开战的最后底线。

光绪九年九月，法国政府任命海军提督孤拔（A.A.P.Courbet，1826—1885，出生于法国阿比维尔，法国海军中将。1883年被任命为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迫越南订立第二次《顺化条约》。年底，率军六千攻打驻越清军和刘永福黑旗军。之后，在马江海战中打垮南洋水师，攻占台湾基隆，夺下澎湖。于1885年6月11日在澎湖病死）为远征军总司令，谋占越南北部。十一月十五日，孤拔率兵6000人，携开花炮200余门，炮艇12艘水陆并进，分三路进攻山西（今河内的西北）。黑旗军和清云南防军与法军血战三日，毙敌三百余人。十七日夜，越南的山西总督、藩、臬等率教民开城投降，法军遂占领山西。黑旗军与清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败退兴化城，中法战争由此正式爆发。

这期间，在清廷的上谕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先是在八月十七日，出现“据张树声电寄李鸿章”字样；之后又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现“现据张树声电报”字样。这说明两广总督张树声已可以通过有线电报与京津联系。到次年正月以后，朝廷操控沿海及中越边境的紧急军务，多数以有线电报方式取代“马上飞递”了。

七、慈禧顺势拿下恭王集团

鉴于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枢府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下懿旨改组内阁。以“委靡因循”免去恭亲王奕的一切职务，首辅军机大臣由礼亲王世铎代之。军机大臣全部改组，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和景廉开去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退出军机处革职留任，以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取而代之。次日，慈禧太后再下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并命工部尚书麟书暂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篆务。

这样，以光绪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辅之，利用朝野绝大多数对皇帝亲政的呼声，顺势将恭亲王奕经营多年的势力集团一举拿下；而太后慈禧既可以乾纲独断，又不必日理万机，其政治手腕真可谓高明之至……

四月初一日，刚刚上任的军机大臣阎敬铭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提到：“法越事一言难尽。三年以来，四五品以下，人人言必战，遂为战计。而徐（笔者注：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进士。光绪九年，擢广西巡抚，驻军越南谅山，为东线清军北宁前敌指挥。十年二月，因备战不力调度乖方，革职拏问，判斩监候。后蒙恩改发新疆军台效力，未离京即病死）则一败涂地，岑（笔者注：岑毓英，1829-1889，字颜卿，号匡国。附生，壮族，广西西林人。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光绪九年统兵出关，在越南大败法军。十五年病卒。赠太子太傅，谥号襄勤，入祀贤良祠）亦不敢言战，且谓越南官民助法而不助我。刻下欲为转圜，尚无出耳。总之，万事无定策也。”可见，法军之所以能在越南以较少的兵力频频得手，除了武器先进精良外，教民之助绝不可漠视。到七月初三日，他又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曰：“法事两次会议，无不人人言战。而筹兵筹饷未有实议。不才适承其时，诸为人唾弃而已，合肥尤为集矢之所……”其中“合肥”是指李鸿章。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到：“今日鲍春霆（笔者注：鲍超，1828－1886，字春霆，四川奉节人，清末湘军将领。以军功赐“博通额巴图鲁”，官至提督，封一等子爵。中法战争爆发，率部驻防云南白马关外备战。光绪十二年卒。谥忠壮）奏到，不愿带川营（此所深知早知），请自招四十六营，约计年饷须二百余万，川难独任，他省亦不易筹。”这说明前述那些“可以远略”的库银，此时已不足200万两。在中法战争中，这些库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消耗殆尽。

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二十日，唐炯在狱中给川督丁宝桢写信，曰：“上面及竹林近来深知用兵非计，于从前主战诸人深恶之。惟政府鉴于明公及左李诸贤交议，遂不敢提及。故至今，在系上面于政府都不信心，故政府遇事但唯诺拟旨而已。以上皆礼邸告桂亭者……”其中的“上面”是指太后慈禧，“竹林”指醇亲王奕譞，“明公”即丁宝桢，“礼邸”指礼亲王世铎，“桂亭”指宁夏将军维庆。通过对内阁的改组，慈禧太后的权利达到了顶峰，并且也拿定了“深知用兵非计”的主意。因此，李鸿章在镇南关大捷后与法议和，应该是秉承“上面”的意思。

小结

本文汲川督丁宝桢与朋僚往来信函中的有关信息，旨在披露中法战争期间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包含丁宝桢论滇越边防、薛福成述中法外交，特别是阎敬铭和唐炯信札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涉及朝廷中枢与最高决策者对战与和的取舍，信后均有“阅后付丙”（看完信后用火烧掉）字样，显得尤为珍贵。

管见所及，由于朝廷可以通过有线电报来操控远方的军队，战争的天平已开始有利于中方，逐渐形成了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须重视。至于满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各种表现，论述颇多，在此不赘。

作者系丁宝桢五世孙